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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愛旅行：舊上海為什麼叫上海灘啊？

舊上海為什麼叫上海灘啊？，把上海稱之為灘，應該說是恰當的。
「灘，水濡而幹也。」它往往是河、海、湖邊淤積而成的平地。其中，因河流或海浪的衝擊而在人海處之所形成者，就叫「海塗」、「海灘」或「灘涂」。顯然，把上海稱為「灘」，是十分準確而又意味深長的。從地理上講，上海正是這樣一個產生於長江入海口的灘涂地帶；而從文化上講，上海則正是中西兩大文化浪潮衝擊積澱的產物。上海，當然是灘。
事實上，上海從來就沒有被當作「城」來建設。在古代中國，「城」的建立和建設，往往因於政治或軍事的需要。它們的命運，也總是和王朝的命運聯絡在一起。王朝興盛，則其城也立焉；王朝衰敗，則其城也毀焉。因為它們作為王朝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政治軍事中心，總是會得到朝廷的行政扶植和財政支持，也總是會成為敵對勢力的重點打擊對象。結果，中國的「城」，便不是成為改朝換代的幸運兒（如開封），就是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（如太原）。
上海的出現，卻與此無關。它的命運一開始就和中國的那些古城不一樣。因為水運和通商的緣故，唐天寶十年（西元751年），中央政府在今上海市松江故道以南設華亭縣，揭開了上海政區形成的帷幕；南宋成淳三年（西元1267年），松江人海口滬演的上海浦設立鎮治，上海鎮成為華亭縣最大的市鎮；元至元二十八年（西元1291年），上海正式設縣，範圍包括今之上海市區和上海、青浦、川沙、南匯四縣，隸屬松江府。此後260餘年間，上海縣一直有縣無城。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（西元1553年），為了抵禦倭寇的侵擾，上海才建築了城牆，但卻是圓的，與中國其他城市的正方形迥異。上海，似乎從根子上就和中國文化傳統格格不入。
然而，即便是這個怪模怪樣、不倫不類的城牆，也沒能存在多久。上海開埠以後，城牆之阻礙車馬行旅、金融商情，很快就成為幾乎全體上海人的共識。於是，在官紳士商的一致呼籲下，上海城牆被拆除。上海，幾乎成了中國歷史上建城最晚而拆牆最早的城市。
比起上海天翻地覆並極具戲劇性的變化，城牆的拆除也許不過小事一樁，但卻頗具文化上的象徵意義。因為沒有牆的城是不能算作城的。城也者，因牆而成者也。沒有了那個「土圍子」，還能算是城事實上，上海從其歷史真正開始的那一天起，似乎就沒有打算成為什麼「城」，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沒有像建設其他城市那樣按照「城」的模式來對上海進行規劃，反倒把上海最好的地段拱手相讓。1846年，也就是上海開埠後的三年，英國人首先佔據外灘以西的一片土地，建立了英租界，首開租界之先河。此後二十年左右，中國歷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，便在上海得以確立，並整整存在了一個世紀，同時還波及到其他城市。這種事情，在北京顯然是想也不敢想的。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，豈容「化外之地」？然而上海卻可以。在當時的中國政府看來，上海無疑是微不足道的。上海既不產稻米，又不產絲綢，風水也不怎麼樣。鬼子們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，那就賞給他們，隨他們折騰去，諒他也成不了什麼氣候。
現在看來，道光爺、咸豐爺們顯然是失算「千里之堤，潰於蟻穴。」口子一開，太平洋上強勁的海風，自然是長趨直入，何況又佔領了這樣一個灘頭地段？西學之東漸，自然便有了一個最為便當的跳板和基地。於是，為當時並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及，半個世紀之後，上海便出落成與北京迥異的國際化大都會，而且處處與北京作對。早在1917年，海上文人姚公鶴便指出：「上海與北京，一為社會中心點，一為政治中心點，各有其挾持之具，恆處對峙地位。」（《上海閒話》）事實上也是如此。本世紀初，上海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大本營，公然與北京政府分庭抗禮；本世紀中，它又變成了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的策源地，公然「炮打」北京的「資產階級司令部」。至於文化上的南北之爭、京海之辯，自然也不在話下。
更何況，上海雖然搶了灘頭，卻也並非沒有後援。天津、漢口、廣州、廈門、寧波、香港，都在和上海浮鼓相應。其中，天津近在京畿，漢口深入腹地，意義尤其不同凡響。總之，山下之城，已難抵擋水邊之灘的挑戰。

當然，上海一開始並沒有想那麼多。
一個多世紀前的上海，最忙的事情是「擺攤」。
那都是些什麼樣的「攤子」——江海關、跑馬場、招商局、巡捕房、交易所、禮拜堂、西菜館、拍賣行，全都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。那又是些什麼樣的「攤主」——冒險家、投機商、殖民者、青紅幫、皮條客、拆白黨、交際花、維新黨，全都躊躇滿志，膽大妄為。城牆拆除了，心理框框也打破了；租界建立了，新的觀念也產生甚至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職業也出現了：買辦、律師、記者、翻譯、商家、職員、會計、郵差，甚至還有「黃牛」、「包打聽」之類，當然還有產業工人。但無論何等人物，其謀生方式和消費方式，都大不同於傳統社會。上海，變成了地地道道的「新世界」。